SVT昨晚播放《The Joy Luck Club》，我又看了一遍。這部電影我看過三四次了，重看的感覺依然很好，很感人，讓人忍不住落淚。
電影依據華裔小說家Amy Tan的同名小說改編，敘述四對移民美國的華人母女的故事。母親們大約都在抗戰時期的中國成長，無論出身好壞，各有其不堪回首的辛酸史。身為第二代移民的女兒們基本上是不折不扣的美國人，可是他們從小自家庭中獲得的，尤其是來自母親的，價值觀與期待卻是那麼傳統、那麼沉重，甚至和他們生活的外在環境格格不入。故事的主軸就在描述這四對母女之間的衝突與諒解，特別是讓生活安逸的女兒們去感受母親和外婆他們那一代中國人經歷過的悲苦並且認識他們行為背後蘊含的歷史和文化因素，藉此了解天下父母心，或許中國父母表達關愛的方式不是那麼容易讓人接受，不過他們的出發點都是好的，他們希望子女幸福快樂、不要重蹈覆轍。
在瑞典住了有一段時間的我算是第一代移民，我的童年和青少年時期都是在台灣度過的，我打從心底認定自己是台灣人或是來自台灣的中國人，就算我將來老死瑞典，我想我可能永遠也不會把自己當成瑞典人。可是如果我有小孩的話，假設我有一個在瑞典出生成長的女兒，她說的瑞典話沒有口音，中國話卻說得支離破碎；她的偶像是滿臉雀斑的Pippi Långstrump〈穿長襪的皮皮〉，卻不曾聽說過大鬧天宮的孫悟空；她認得瑞典國王的長相，卻從來沒有看過毛澤東或是蔣介石的照片；她親手採過藍莓和覆盆子，卻不知道香蕉是長在樹上、鳳梨是生於葉叢中的；如果你問我女兒她是哪國人，我想她應該會理直氣壯地告訴你她是瑞典人。也許不是那麼理直氣壯也說不定，因為她有一個說中國話、看中文書、自認是中國人的老爸，即使我不要求她對來自中國或台灣的任何東西產生認同，我想我的存在就足夠讓她對自己的定位發生迷惘，如果她是一個天性敏感的小孩的話。最好的情況，我很希望她會說她是地球人，生活在一個沒有邊界的地球村裡，世界大同，PEACE！如果我有一個女兒的話。
第二代移民肯定是最辛苦的，要在兩種文化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的確不是一件簡單的事，《The Joy Luck Club》裡的四個女兒是如此掙扎徬徨了許多年，避居瑞典的中東難民的下一代也有類似的問題。穆斯林父母對子女〈尤其是女兒，或說女性〉的控制令人不敢領教，中國小孩想要抱怨他們的父母的時候，應該想想，還好他們不是出生在中東的回教家庭裡。瑞典電影裡也有出現幾部這種描述移民家庭親子之間因為文化落差而導致衝突的電影，例如Jalla! Jalla! (2000)和Vingar av glas《玻璃之翼》(2000)，不過這兩部電影重點主要擺在子女反抗指定婚姻方面，又是以浪漫喜劇手法包裝，因此感覺不如《The Joy Luck Club》深刻感人。
電影依據華裔小說家Amy Tan的同名小說改編，敘述四對移民美國的華人母女的故事。母親們大約都在抗戰時期的中國成長，無論出身好壞，各有其不堪回首的辛酸史。身為第二代移民的女兒們基本上是不折不扣的美國人，可是他們從小自家庭中獲得的，尤其是來自母親的，價值觀與期待卻是那麼傳統、那麼沉重，甚至和他們生活的外在環境格格不入。故事的主軸就在描述這四對母女之間的衝突與諒解，特別是讓生活安逸的女兒們去感受母親和外婆他們那一代中國人經歷過的悲苦並且認識他們行為背後蘊含的歷史和文化因素，藉此了解天下父母心，或許中國父母表達關愛的方式不是那麼容易讓人接受，不過他們的出發點都是好的，他們希望子女幸福快樂、不要重蹈覆轍。在瑞典住了有一段時間的我算是第一代移民，我的童年和青少年時期都是在台灣度過的，我打從心底認定自己是台灣人或是來自台灣的中國人，就算我將來老死瑞典，我想我可能永遠也不會把自己當成瑞典人。可是如果我有小孩的話，假設我有一個在瑞典出生成長的女兒，她說的瑞典話沒有口音，中國話卻說得支離破碎；她的偶像是滿臉雀斑的Pippi Långstrump〈穿長襪的皮皮〉，卻不曾聽說過大鬧天宮的孫悟空；她認得瑞典國王的長相，卻從來沒有看過毛澤東或是蔣介石的照片；她親手採過藍莓和覆盆子，卻不知道香蕉是長在樹上、鳳梨是生於葉叢中的；如果你問我女兒她是哪國人，我想她應該會理直氣壯地告訴你她是瑞典人。也許不是那麼理直氣壯也說不定，因為她有一個說中國話、看中文書、自認是中國人的老爸，即使我不要求她對來自中國或台灣的任何東西產生認同，我想我的存在就足夠讓她對自己的定位發生迷惘，如果她是一個天性敏感的小孩的話。最好的情況，我很希望她會說她是地球人，生活在一個沒有邊界的地球村裡，世界大同，PEACE！如果我有一個女兒的話。
第二代移民肯定是最辛苦的，要在兩種文化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的確不是一件簡單的事，《The Joy Luck Club》裡的四個女兒是如此掙扎徬徨了許多年，避居瑞典的中東難民的下一代也有類似的問題。穆斯林父母對子女〈尤其是女兒，或說女性〉的控制令人不敢領教，中國小孩想要抱怨他們的父母的時候，應該想想，還好他們不是出生在中東的回教家庭裡。瑞典電影裡也有出現幾部這種描述移民家庭親子之間因為文化落差而導致衝突的電影，例如Jalla! Jalla! (2000)和Vingar av glas《玻璃之翼》(2000)，不過這兩部電影重點主要擺在子女反抗指定婚姻方面，又是以浪漫喜劇手法包裝，因此感覺不如《The Joy Luck Club》深刻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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