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房間裏

賀寧‧曼凱爾《甘迺迪的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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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一個無精打采的漢莎航空地勤人員幫她辦好了行李託運手續，當她朝著安全檢查處走去時，發生了一件令她印象深刻的事。

後來她才想到當時或許該把這件事當作一個預兆、一個警告。可是那時候她不懂，她只是看到一個坐在石頭地板上的孤單女人、她的包袱以及用繩子綑綁的老舊旅行箱。那個女人在哭。她動也不動，她的臉朝內，她很老了，凹陷的臉頰顯示她很多牙齒都掉了。露意絲‧坎特爾猜她可能來自阿爾巴尼亞。很多阿爾巴尼亞女人來希臘找工作，她們什麼都肯幹，因為阿爾巴尼亞是個嚴酷貧窮的國家，賺一點總比什麼都沒得賺好。她披著頭巾，那種樸素的、老女人用的頭巾，她不是回教徒，她坐在地板上哭泣。女人孤單一人，好像她漂流到了這個機場，被她的行李包圍著，她的生命崩塌粉碎了，剩下的只是一堆破銅爛鐵。

露意絲‧坎特爾停了下來，匆匆趕路的人撞到她，可是她站在那裡像是在狂風中穩住了腳步。坐在地板上行李堆中的女人有一張滿佈皺紋的棕臉，她的皮膚像一塊固化了的熔岩地。老女人的臉上都有一種獨特的美，所有的一切被磨成了骨架上的一層薄膜，生命的歷程就記錄在上頭。從眼睛往下延伸到臉頰鑿出了兩道風乾的深溝，現在那裡注滿了女人的淚水。

她灌輸給我一種莫名的傷痛，露意絲‧坎特爾心想。可是她內在的某種東西也存在我的身上。

女人突然抬起了頭，她們短暫地四目相接，然後女人緩緩地搖了搖頭。露意絲‧坎特爾把這當成女人不需要她的幫助，不管那是什麼樣的幫助，的表示。她趕緊繼續往安全檢查處走去，擠進推來推去的人群裡，穿過散發大蒜和橄欖香味的雲霧。當她轉過身來，人潮已如舞台上的布幕般聚攏，她再也看不見那個女人了。

露意絲‧坎特爾有一本日記本，從她很小的時候開始，她就習慣在那本日記本上寫下一些她認為她將永遠不會忘記的事情。現在就是這樣的時刻。她一邊在腦海裡構思她要寫什麼，一邊把她的皮包放在輸送帶上、行動電話放在一個藍色的小塑膠籃裡，然後通過那道可以分辨出好人和壞人的神奇關卡。

她給自己買了瓶杜拉摩愛爾蘭威士忌，為亨利克買了兩瓶希臘松香葡萄酒。之後她在登機門旁坐下，氣惱地發現她把日記本留在阿爾戈利斯。她可以在眼前看見那本日記本，就放在桌子的邊緣、靠近那盞綠色檯燈的地方。她取出研討會流程表，在背面寫下：

「在雅典機場哭泣的老女人。一張宛如人類遺蹟的臉，數千年後被一個好奇、堅決的考古學家挖掘了出來。她為什麼哭？這個普遍的問題。人為什麼哭？」

她閉眼沉思，那幾個包袱和破箱子裡可能裝了些什麼東西。

空無一物，她想。空箱子或是裝滿大火後殘餘的灰燼。

呼叫登機的廣播響起時，她晃了一下醒了過來。她坐在一個靠走道的位置，旁邊坐著一個似乎有飛行恐懼症的男人。她決定一路睡到法蘭克福，在飛往斯德哥爾摩的途中她才吃早餐。

當她到達阿蘭達機場並領了行李以後，她還是覺得很累。她喜歡期待旅行的感覺，卻不喜歡去完成一趟旅行。她相信有一天她會在旅途中恐慌症發作，所以幾年來她總是隨身帶著一罐鎮定劑以防不時之需。

她找到國內班機起飛的航站，把旅行箱交給一個不像雅典機場的那個地勤人員一樣那麼疲倦的女人，然後她坐下來等。經由一扇打開的門，她感受到了一陣來自瑞典秋天的風。她打了個冷顫，心想她到維斯比的時候應該要乘便買件哥特蘭羊毛做的毛衣。哥特蘭和希臘都有羊，她想。如果哥特蘭有橄欖樹園的話，它們之間的差異就很小了。

她考慮是否該打個電話給亨利克。可是他可能在睡覺，他的白天經常是黑夜，他比較喜歡在星光下工作，而不是在陽光下。她撥了她父親的電話號碼，他住在斯威格郊外的悟勒夫確拉，在育斯南河的南岸。他從不睡覺，無論何時她都可以打電話給他。她打電話過去的時候，從來不曾逮到過他在睡覺。她童年記憶裡的他就是這樣的。她有一個趕走了睡魔的父親，一個永遠張大眼睛的高大男人，永遠不睡，隨時準備好了要保護她。

她按了號碼，可鈴聲只響了一下她就切斷了連線。她現在沒有什麼好跟他說的。她把電話塞進皮包裡，想到瓦西里斯。他沒有打她的行動電話，也沒有留言。可是他何必打電話給她？她感到失望的刺痛。她立刻趕走了這種感覺，因為已經沒有轉圜的餘地了。露意絲‧坎特爾和她的家人都不會為已經做下的決定感到後悔，即使決定是完全錯誤的。就算全盤皆輸，他們依舊維持和顏悅色。


當飛機砰地一聲降落到維斯比郊外的機場時，海風狂吹。風颳起了她的風衣，她弓著身子快步走進機場航廈。有個舉著牌子的男人來接她。在往維斯比的路上，她看著外頭的樹，風那麼大，幾乎要把所有的樹葉都吹掉了。季節在交戰，她想，一場從一開始就注定輸贏的激戰。


旅館叫做「海岸」，位於港口上方的斜坡上。她的房間沒有窗戶面對廣場，因此她請櫃檯人員幫她換房間。有另一個房間可換，較小，可是方位正確。當她進了房間、從窗戶裡望出去的時候，她完全靜止地站在那裡。我看到的是什麼？她想。我希望外頭發生什麼事？

她重複她的咒語。我五十四歲。我來了這裡，現在要去哪裡？旅途何時終止？

她看見在風很大的山坡上一個老婦人辛苦地拉著一條狗。她覺得自己比較像那條狗，而不像那個穿著大紅外套的婦人。

接近下午四點的時候，她走到位於海邊的大學。路途很短，她來得及到那座冷清的港口轉一轉。海水拍打著防波堤。這裡的海水顏色和環繞希臘本土以及大小島嶼的海水不同。這裡的海比較狂野，她想。比較粗暴，一片年輕的海洋，焦躁不安地揮刀砍向迎面而來的船隻或碼頭。

風還是很大，一陣一陣的。一艘渡輪正要離開港口。她很守時。不要太早到和不要太晚到一樣重要。一個友善的、因為唇顎裂而上唇有疤的男人在門口接待她。他是主辦單位的人，介紹了他自己並說他們見過一次面，很多年前了，可她不記得他。認得一個人是最難學習的人類才能之一，這她懂。臉會變，通常變得難以辨認。可是她對他笑著說她記得，她記得他一清二楚。

他們聚集在一個平常的會議室裡，一共二十二人，他們掛上名牌，喝咖啡和茶，然後聆聽來自拉脫維亞的絲特凡尼斯博士用他蹩腳的英語為研討會開場，他講述最近發現的、非常難以正確判斷的米諾斯陶器。她永遠搞不懂難以判斷的是什麼，米諾斯陶器就是米諾斯陶器，就是這樣。

她很快意識到她沒有在聽講。她還留在阿爾戈利斯，被百里香和無子葡萄的香味圍繞著。她打量著圍坐在大橢圓桌旁的人。哪幾個在認真聽，哪幾個像她一樣分神？她不認識桌旁的任何一個人，除了那個說以前和她見過面的男人以外。他們來自北歐和波羅的海三國，還有幾個像她一樣的田野考古學家。

絲特凡尼斯博士倉促地結束了演講，像是他再也無法忍受自己的破英語了。禮貌性的掌聲後，開始一場簡短且異常安靜的討論。宣佈完幾點關於明日會議的實用訊息後，研討會的開幕式結束了。她正要離開的時候，一個陌生男人要求她留下，因為一家當地報社的攝影師想為幾名臨時湊在一起的考古學家拍張照。他記下了她的姓名，然後她終於可以溜進外頭的強風中。

她在旅館房間的床上睡著了，當她張開眼睛的時候，一開始不知道自己身在何方。電話在桌上。她該給亨利克打個電話，可是想想還是等吃過飯後再打。站在廣場上，她隨便選了條路走，最後進了一間位於地窖裡的餐館，人不多，食物卻很美味。她喝了幾杯酒，再次因為她和瓦西里斯分手而覺得不舒坦，接著她試著集中注意力在她明日要發表的演講上。她又喝了一杯酒，在腦海裡復習她要說的話。她有演講稿，可是因為這是舊的演講，她不需要看演講稿也知道內容。


我要講陶土裡的黑顏色。燒陶的過程中，因為缺氧，紅色的氧化鐵會變黑。不過這是燒陶的最後階段，在第一階段裡會產生紅色的氧化鐵，因此陶甕是紅色的。紅陶和黑陶的起源彼此相關。


酒影響到她，身子暖了，腦袋裡充滿來回搖晃的波浪。她付了帳單，走進陣陣襲來的風裡，心想她已經開始渴望明天的到來。

她撥了斯德哥爾摩公寓的電話號碼。依然是答錄機的聲音。如果有要事的話，有時亨利克會特別給她唸一段留言，一段她和世界上所有人分享的留言。她說她人在維斯比，很快會到斯德哥爾摩。接著她打了亨利克的行動電話，那頭同樣無人接聽。

她心頭閃過一絲不安的感覺，如此短暫，她幾乎沒有察覺。

那晚她睡覺時，窗戶是稍微開著的。午夜時她醒過來一次，幾個喝醉的男孩大聲談論著一個他們認為很難接近的放蕩女孩。


隔天十點她發表了她那篇關於阿提卡陶土及其組成的演講。她談到高鐵含量，並且和科林斯地區的高鈣黏土、白陶甚至綠陶比較氧化鐵的紅色。在昨天那場令人疑惑的開幕式後，顯然多名與會學者吃了頓既長又晚的晚餐並喝了不少酒，儘管如此，她還是成功地引發了他們的興趣。一如她的計畫，她講了正好四十五分鐘，結束時她得到熱烈的掌聲。隨後的討論會上她沒有遇到任何麻煩的問題，中場休息時，她覺得她已經完成了此趟旅行的任務了。

風勢和緩了。她拿著咖啡杯走到花園，在一條長凳上坐下，她把咖啡杯放在膝蓋上。她的電話響了。她以為鐵定是亨利克打來的，可是一看是希臘的號碼，瓦西里斯打來的。她猶疑，最後決定不接。她不敢冒這個險，她害怕陷入一場使人痛苦的爭吵中。現在時間還太早，瓦西里斯可能會沒完沒了地喋喋不休，如果他打算這麼做的話。過一段時間她會回阿爾戈利斯，到時她會去找他。

她把電話放回皮包裡，喝了口咖啡，突然決定一切到此為止。接下來的演講肯定會很精采，可她不想再待在這裡了。一下了決定，她立刻拿著咖啡杯去找那個上唇有疤的男人。她說有個朋友突發急病，雖然沒有生命危險，還是相當嚴重，因此她不得不退席。

後來她會很悔恨自己說了這些話。這些話會跟著她，她喊了狼來了，狼就真的來了。

然而當時秋陽照著維斯比。她回去旅館，在櫃檯人員的協助下改訂了機票，並找到一個三點飛的班機上的位置。她還有時間沿著城牆走一圈，去了兩間商店試穿手織毛衣，可是沒有找到適合的。她在一家中國餐館吃了午餐，決定不打電話給亨利克，她要給他個驚喜。她有鑰匙，他說過她隨時可以進去，他沒有任何需要瞞她的秘密。


當她到達機場時，時間還很充裕，在一份地方報紙上她看到昨天攝影師拍的照片。她撕下那頁，把它放進皮包裡。然後她聽到廣播通知，她要搭的班機出了機械方面的問題，她得等另一班從斯德哥爾摩飛來的代替班機。

她沒有生氣，只是不耐煩的感覺越來越強烈。因為沒有其他的班機可以改訂，她就走到機場航廈外頭，坐在那裡抽菸。她現在很後悔她沒有接瓦西里斯的電話，承受一個因自負而受傷、不能容忍別人對他說不的男人的暴怒發作，也沒什麼不好。

可她沒有打電話。飛機晚了將近兩個小時才起飛，五點多她才又回到斯德哥爾摩。她搭計程車直接到亨利克位於南區的公寓。在路上他們碰到因為一起交通事故而造成的大塞車，就像有很多看不見的力量在拖延她、要讓她逃過一劫。可是她當時當然不知道這些，她只覺得越來越不耐煩，並且想說瑞典在很多方面開始像希臘了，例如動也不動的車陣以及老是誤點。

亨利克住在塔瓦斯特街，那是在幾條南區最繁忙的馬路後方的一條安靜街道。她試著按了密碼，看密碼是否和上次一樣，黑斯廷斯戰役，1066。門開了。亨利克住在頂樓，從他的公寓裡可見別的房子的鍍錫鐵皮屋頂和教堂尖塔。他有說過，把她嚇得要死，如果他站在窗戶外頭的欄杆上，他可以看見老城和南區之間的河道。

她按了兩次門鈴。然後她自行開了鎖。她注意到公寓裡的空氣不流通。

那一瞬間她感到很害怕。事情出了差錯。她屏息靜聽。從門廳她看得見廚房。那兒沒人，她想。她喊道，她到了。可是沒有人回答。不安的感覺消除了。她掛好風衣，脫下鞋子。在信件投入口下方的地板上沒有郵件或廣告單，所以至少亨利克沒有去旅行。她走進廚房，洗碗槽裡沒有碗盤。客廳反常地清理得很乾淨，書桌上空無一物。她推開臥室的門。

亨利克蓋著被子躺在床上。頭沉重地壓在枕頭上。他仰臥，一隻手垂下來碰到了地板，另一隻手張開貼在胸前。

她立刻知道他死了。她猛烈地嘗試把自己從領悟裡解放出來，她放聲尖叫。可是他一動也不動，他躺在自己的床上，不存在了。

那天是九月十七日星期五。露意絲‧坎特爾陷入了深淵，一個在她體內同時也在她體外的深淵。

然後她跑出了公寓，依然尖叫著。後來，據當時聽到她的叫聲的人說，那聲音聽起來像動物悲慘的嗥叫。